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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华为在上海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首次公开提出“韬（τ）定律”，不再单纯依赖把晶体管越做越小，而是通过“逻辑折叠”、系统协同等方式，重新寻找芯片性能提升路径。

过去六年，华为已基于这一路线设计并量产381款芯片。一个长期被西方“卡脖子”的中国企业，开始尝试定义下一代半导体演进规则，这本身就足够震动行业。

当“小院高墙”越筑越高，中国科技产业却没有停下，反而在新能源车、AI、机器人、高端制造等领域不断逼近甚至重塑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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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发国家在科技产业发展方面的优势并非不可逾越，更不是无法加速追赶。”《地缘经济：变局与重构》一书的作者、中金研究院董事总经理谢超在接受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专访时说，中国的“大企业+大银行+大政府”的追赶式举国体制，能够有效应对纵向的“卡脖子”风险。未来更重要的是构建“中小企业+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引领式举国体制，更好应对并行产业竞争。

先发国家的优势并非不可逾越

知事：如何理解“地缘经济”这个概念？为什么这一概念开始受到关注？当前地缘经济呈现出哪些特点？

谢超：地缘经济研究的核心关切，在于分析如何利用经济手段来实现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安全则是国家战略的核心所在。

自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以来，这一概念越发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但其根源在于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形成了各国彼此相互依赖的经济联系。这些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赋予了一些国家通过经济手段来影响甚至控制其他国家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了地缘竞争的经济手段。

另一方面，构建经济总量与结构的优势以维护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下地缘经济竞争的重要特点。

知事：过去几年，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工业软件不断加码限制，但我们却在很多领域被“逼”出了国产替代和自主创新，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谢超：这种现象是比较符合预期的。先发国家在科技产业发展方面的优势并非不可逾越，更不是无法加速追赶。针对过去几年美国对华实体清单、关键产品及技术出口管制等措施的研究，印证了中国“大企业+大银行+大政府”的追赶式举国体制，能够有效应对纵向的“卡脖子”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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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这种模式的技术路径相对确定、失败风险相对可控，可以通过大量资源投入（例如研发人员、资金等）来加速技术验证与迭代。

另一方面，大国的规模优势也能从需求侧加速破解“卡脖子”的约束，这更多体现在通过提供充足市场需求以提升企业追赶式创新意愿、提供大量用户反馈以加速技术迭代更新等。

3月11日，中国建材集团在京发布我国自主研发的SYT80（T1200级）超高强度碳纤维，标志着我国在超高强度碳纤维生产领域实现了重大跨越。图源：科普中国

例如对受美国制裁的技术领域的整体创新，“卡脖子”反而加速了我们的创新步伐。具体表现为中国在受制裁技术领域的专利数量，较未受制裁领域出现了更加明显的增长 。

此外，从产业链上下游关系来看，实证研究还表明，美国对中国下游企业（例如通信设备企业）的技术封锁及制裁，促进了产业链上游的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表现为上游企业专利申请量、专利被引用量的明显提升。原因是被制裁后相关企业将采购需求更多转向了国内上游企业，提升了后者的研发支出意愿和创新能力。

“卡别人”的脖子同样也会噎住自己

知事：“小院高墙”式封锁对美国自身有怎样的负面影响？

谢超：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结成了紧密的经贸联系，意味着先发国家的出口限制等“卡脖子”措施固然会对后发国家造成威胁，但也会付出本国高科技产业外需减少的代价。而需求又是实现规模经济、促进产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意味着“卡脖子”会对先发国家的持续创新能力造成负面影响。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中国是美国诸多高科技企业的重要乃至主要收入来源地。纽约联储的实证研究展示了美国在“卡脖子”中所付出的代价 。对于那些与中国企业存在大量业务往来的美国企业而言，出口管制实行后，来自中国的客户数量明显减少，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皆是如此。

与此同时，受影响的美国企业未能在国内或盟友地区建立新的客户关系，导致供应链的“再岸化”或“友岸化”在中期内并未实现。

与其坐忧，不如主动

知事：书中提出“连接器国家”这个概念很有启发性。很多人以为，未来世界会越来越“阵营化”，但书中认为，中间地带国家反而可能成为新的关键节点。中国未来应该怎么经营周边“朋友圈”？

谢超：从地缘经济竞争的角度看，连接器国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面对地缘压力时更具有韧性，也是因为它们距离中国的地理距离较近，是增强中国产业链韧性的必要助力。

以东南亚国家为例，它们形成了散布在海上的半环形地带。这个区域与中国山水相连，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地带。对于正处于人口红利时期的东盟，与其坐忧他国资本与东盟劳动力结合成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对手，不如主动推动中国-东盟产业链合作，更有利于增强国家地缘经济权力。

2025年9月，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拍摄的中国—东盟AI星座的卫星模型。图源：广西新闻频道

对于国际经贸往来而言，最大的交易成本来自于国际关系。它不只决定了关税、非关税壁垒、市场准入限制等显性交易成本，也会影响本地居民、企业偏好等隐性交易成本。

与东南亚、东亚和中亚这些区域进行经贸合作的交易成本，不只来源于这些国家本身，也源于对这些区域具有深厚影响力的其他国家，需要有更为综合的方式来降低面向这些区域的跨国交易成本。

另外，从全球供求格局来看，区域合作吸引力与内在稳定性，不只取决于我国供给侧的生产能力，更取决于我国需求侧扩张进而以超大规模市场消化区域产业链合作产能的能力，因而有必要实施更多的需求侧扩张政策。

从追赶式到引领式

知事：中国接下来应该将地缘经济竞争的重点放在何处？

谢超：过去几年，中国在诸多“卡脖子”领域均取得显著进展，即便是在高端算力芯片领域，也取得了从0到1的第一阶段突破，这背后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益于追赶式举国体制。

但从地缘经济竞争的角度看，未来更重要的可能是构建“中小企业+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引领式举国体制，以提升原创性、颠覆性较强的引领式创新效率，更好应对并行产业竞争。

并行产业是指中美各有所长、并行发展的行业，人工智能、平台经济、创新药、商业航天等高科技前沿产业正是典型代表。在并行产业中，中国相对于美国虽有所落后但不存在严重“卡脖子”风险，共处于领先其他经济体的全球第一梯队。

目前，我国并行产业面临内需增长乏力、外需拓展受限、融资约束明显、技术标准话语权待提升等挑战。需求不足是主要矛盾，需要更多考虑如何扩大市场需求，特别是面向中小（民营）企业的需求。除了更加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来扩张宏观总需求外，还可以采取具有行业针对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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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非简单的参观打卡，更不只是为了看机器人翻跟头。此访背后，是整个德国工业界乃至普通民众，对掌握人形机器人顶尖技术的迫切渴望。

阿拉格齐当天在谈判结束后向媒体表示，此轮谈判是迄今最严肃、持续时间最长的核谈判之一。双方达成“深入理解”，但在某些领域仍然存在分歧。他强调，伊美“在一些关键议题上更接近达成共识”。